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各领域发生了深刻的转型。社会转型客观上要求领导哲学研究与时俱进，以便让领导哲学指导实践、发展自身。那么，我国社会转型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转型为新时代领导哲学研究提出了哪些课题，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原则和态度来开展领导哲学的研究呢？本文试图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一孔之见，以期学术界思考和讨论这个话题。

一、把握社会转型是研究社会转型时期领导哲学的前提

研究社会转型中的领导哲学，必须首先研究社会转型本身。只有通过对社会转型的认识和把握，理清社会转型与领导哲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明晰社会转型需要领导哲学研究和解决的新问题，才能明确领导哲学如何以新的成果服务于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的广义概念是指人类社会在社会形态上的根本改变，代表着社会形态完成了重大而明显的更迭，如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社会转型的狭义概念是指在社会形态不变的前提下，社会系统呈现出全面性的急剧变化，社会体制出现了结构性的重要调整，社会内容发生了整体性的深刻变迁。本文采用的是社会转型的狭义概念。

社会转型的类别是多样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转型不同，对社会转型的把握和理解需要立足现实，有针对性地开展具体研究。从我国来讲，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转型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而言，有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文化转型、社会转型——这里的社会是更狭义的社会。

经济领域转型主要表现为：一是经济制度的转型。传统的经济制度已被打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所有制结构与分配制度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混合所有制将成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二是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目前正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完成过渡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三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走向集约型，从投资驱动逐步转向创新驱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1]。四是经济结构的转型。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第一产业保持基础地位的同时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继续扩张，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劳动密集型为主正在向技术密集型为主转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同时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步伐将会大大加快，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将不断提高。

政治领域转型主要表现为：一是思想观念的转型。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获得了明确而科学的认知，曾经被认定是资本主义社会属性的竞争、财产性收入、股份公司等，已经规范地被应用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二是政治体制的转型。我国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三是政策法规的转型。如在毫不动摇地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充分发挥非公经济的重要作用；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四是政府管理的转型。如把简政放权作为政府自身改革的重点，政府正在从审批型走向服务型，从管理走向治理。数字政府建设步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正在加快。

文化领域转型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文化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具有教育人和满足人的两种功能、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两种属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种形态。不仅要继续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推进文化公共服务均等化，而且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逐步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二是文化体制的转型。我国政府正从办文化转向管文化、从管脚下变为管天下、从管办不分走向管办分离。三是文化资源配置的转型。逐步实现从过去完全由政府配置文化资源逐步走向政府配置和市场配置相结合，越来越多的文化项目向社会开放。

社会领域转型主要表现为：一是城乡结构的转型。城乡二元化正在逐步转化为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正在改变我国的城乡现有结构。二是户籍制度的转型。“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正逐渐退出我国社会，“农转非”“暂住证”这些词将逐渐成为历史，大量农民到城市工作生活，变为城市居民。三是社会管理制度的转型。我国的就业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社保制度、文化服务制度正在大踏步转型。四是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不再闭塞、被动和单一，人们看重生活的自主性，强调生活方式的开放性，敢于接受生活的多变性，乐于追求生活的多样性。五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综上可见，我国的社会转型是广泛而复杂的，它使得社会生活各领域发生剧烈而深刻的变化，从而使我国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是从社会主义探索阶段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二、我国社会转型引发的领导哲学课题

我国社会各领域广泛而深刻的转型对领导哲学提出了新要求，领导哲学的发展也需要社会转型的推动，它们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双向互动的密切关系。

一方面，社会转型需要领导哲学的变革。社会转型带来了各个领域全面而复杂的变化，产生很多新问题和新矛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例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发展出现的一些结构性失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民生领域短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突出。这就要求领导工作直面挑战、抵御风险、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要求领导哲学的研究必须认真面对社会转型，透彻把握社会转型，针对社会转型时期领导实践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深入调查研究，丰富和发展领导哲学，为领导实践提供及时的理论指导。在本文中，领导实践和领导活动是同等程度的概念。

另一方面，领导哲学的变革需要社会转型的推进。领导哲学研究的是活生生的领导实践，它的变革是在研究现实的领导实践中实现的。从社会转型中的领导实践出发，领导哲学的研究便获得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源头。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形成的领导哲学以及国外领导哲学“舶来品”，无法切合转型社会的客观现实，也无法适应转型时期领导活动的要求；若原地踏步，领导哲学将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领导哲学需要密切关注和研究社会转型从而不断改变自身不相适应的方面。

领导哲学是对领导理论和领导实践的哲学研究，是一种从哲学出发，探索领导本质和发展一般规律，对领导学说和领导活动进行概括、反思、批判、建构与创新的部门哲学。领导哲学不同于领导科学，领导哲学属于哲学范畴，研究领导实践的根本性、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关注领导实践的一般规律和深层理念，如前提假设、领导规律、价值观念、方法论、思维方式等，为领导实践的顺利实施和领导目标的实现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指导；领导科学属于具体科学范畴，研究领导活动中实证性、经验性和可操作性问题，聚焦领导实践中的各类具体问题，如决策、指挥、用人、组织、领导体制、领导效能、领导素质等，为领导活动提供相对具体的原理、原则、路径和方法。

领导哲学是时代性、现实性、实践性很强的哲学分支，它具有的时代性决定了它必然要抓住时代脉搏，随时代变化而不断进步，随社会转型而不断发展；它具有的现实性要求它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立足社会转型现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它具有的实践性决定了它必须瞄准领导实践，从社会转型的领导活动中汲取营养，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性研究，把领导活动转型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就进行理论升华，从而丰富和发展领导哲学，并在理论上为社会转型的领导实践提供指导。因此，领导哲学不能一成不变，如果它不随社会转型而转变自身，就失去了生命力。

社会转型带来的新变化、形成的新格局，使领导活动面临新问题、新任务和新环境，从而对领导哲学提出了新课题和新要求；梳理并研究这些新课题和新要求，就成了社会转型期领导哲学亟待重视的首要工作。这种梳理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着手。这里的宏观，着眼于社会转型期之“时代”；这里的中观，专注于社会转型各领域之“共性”；这里的“微观”，聚焦于社会转型各领域之“具体”。

(一)宏观层面社会转型期领导哲学的新课题

从宏观层面看，我们要研究领导哲学随社会转型而转型的客观必然性和理论依据，探索领导哲学和社会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一般规律；研究领导哲学如何成为社会转型的先声和社会转型期领导活动的指南，探索领导哲学的实践功能及其发挥作用的机理；研究古今中外领导活动随社会转型而转型的成功案例和失败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领导哲学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提供有益借鉴；研究社会转型中领导哲学变革与发展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为相关研究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总结和归纳社会转型时期领导哲学研究的前提性假设、研究关注点的变化、研究范式的转换、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探求社会转型时期领导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进一步把握领导哲学的本质规定、范畴体系、基本关系和思维方式，等等。总的说来，领导哲学想要在社会转型中发挥自身独特价值和全部智慧，其中两点颇为重要：一是做到批判与建构相结合。领导哲学需运用哲学思维方式，反思社会转型时期领导活动中的问题，揭示这一时期已有领导哲学理念的内在否定性，展开对既有实践和既有理念的批判。同时注重建构，即在批判旧事物中去发现新事物，为社会转型时期领导活动在基本理念、基本关系定位、价值判断、思维方式、战略选择等方面提供根本性、深层次的启示，以敏锐的洞察力、高度的概括性和强大的前瞻性引领领导活动；二是保持自身的创新性和先进性。这需要领导哲学精准地把握社会变化，以积极的姿态直面挑战和矛盾，打破原有条条框框，抛弃与社会转型不相适应的领导理念，提供创新的领导思维方式，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转型。

(二)中观层面社会转型期领导哲学的新课题

从中观层面看，我们要研究领导哲学对社会转型中的领导活动应当提供什么，从而有明确的研究指向和理论追求；研究社会转型中的领导活动给领导哲学提出了哪些问题和挑战，从而逐一加以研究和回答；研究社会转型中领导活动的正反两方面的哲学启示，及时从中抽象概括领导哲学的新范畴、新理论、新原理；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领导活动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建树，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哲学；我们要从当今社会转型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出发，探索和建构适应新时代领导实践的领导思维、领导理念、领导战略和领导模式；进一步研究社会转型中的领导关系，如领导主体与领导客体、领导动机和领导效果、领导活动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社会转型期的领导系统，如领导系统的内在联系、有序结构、科学进化；研究社会转型期的领导辩证法，如领导活动的矛盾形态、矛盾结构、矛盾转化；研究社会转型期的领导价值观，如领导活动的价值取向、价值原则和价值标准，研究社会转型中领导活动的真、善、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社会转型期的领导意识，如领导意识的结构和功能、调整和优化；研究社会转型期的领导创新观，如领导创新的内容、形式和路径；研究社会转型期的领导文化观，如领导文化建构的理念和原则；研究社会转型期的领导艺术，如激励艺术、语言艺术、人事艺术的发展；我们还要研究社会转型开始以来领导哲学的探索和发展过程，系统分析和深入总结它的得失成败，从思想内容到范畴框架，从研究方法到治学态度，从理论成果到实践影响，从国内研究到国际交流，进行全面的自我观照和自我反思，明确今后领导哲学研究的着力点和突破点等等。

(三)微观层面社会转型期领导哲学的新课题

从微观层面看，我们要分门别类地研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每一领域转型所显现的领导哲学的不相适应方面、所提出的领导哲学的研究课题、所显示的对领导哲学的实践要求；研究前述中观层面的每一个研究内容在各领域转型中的具体化。例如，在经济领域，对调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领导活动来说，要研究领导哲学应当给以什么样的方法论的指导；如何把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两者之间的“度”的界限；我国经济转型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领导哲学对领导活动如何提供思维方式的引领等。在政治领域，要研究领导哲学如何指导领导活动保持政治定力，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如何指导领导活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活动中，领导哲学应当如何体现和发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功能，等等。在文化领域，要研究领导哲学如何指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领导活动的全部方面和全部过程，贯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践中；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各个方面[3]9；融入制度建设和治理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增进社会和谐[3]10；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各领域[3]19，建立健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研究领导活动中应如何处理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文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等。在社会领域，要研究领导哲学如何为减生和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的领导活动提供方法论指导；研究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之后领导活动的重点和兴奋点；研究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格局对传统领导思维方式提出的新要求。与此同时，对现有社会转型中各领域领导理论和实践进行哲学层面的反思，以期在更高层次上推动领导哲学的跨领域研究，等等。

可以肯定，社会转型为领导哲学变革提出了大量的新课题，需要学术界齐心协力深入发掘、系统梳理、协作研究，进而丰富和发展领导哲学，并以领导哲学的新成果服务于社会转型。

三、如何开展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领导哲学的研究

面对着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领导哲学研究的众多课题，身处于我国社会转型实践之中，如何进行领导哲学研究工作、开创领导哲学研究的新境界？

(一)立足我国社会转型的现实研究领导哲学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4]，同样，社会转型期的领导哲学研究工作也必须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

必须克服远离转型实际的闭门研究。如果热衷于闭门造车，埋头于书斋开展研究工作，必然会使理论脱离实际，研究成果不符合现实需要。领导哲学研究需要紧跟时代潮流，抓住时代发展的脉搏，把握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要变化，领导哲学研究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敏锐捕捉我国社会转型实践的新动态新问题，使领导哲学研究扎根于客观实际的沃土上。

必须克服从主观想象出发的思辨研究。凭主观想象、靠头脑思辨去研究领导哲学，不仅难以避免文字玄奥而令人费解，而且极易使理论成为不接“地气”的空中楼阁。“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领导哲学不是一种仅仅停留在头脑中就能构建出来的想象哲学或思辨哲学，它必须面向现实、立足实践，以社会转型中的实际问题和客观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在此基础上的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才有可能是可靠的和有效的。

必须克服为研究而研究的自恋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一样，领导哲学研究也有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必须认真解决好。为应付考核而研究、为评职称而研究、为表明自己的存在或身份而研究、受个人兴趣驱使而研究等，都属于这里所说的“为研究而研究”。因其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一个“我”字，故而我们又称其为“自恋研究”，属于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走入了误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6]12，这段话值得领导哲学研究工作者反复学习、思考和内化，坚定地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思想，并贯穿全部研究工作。社会转型中的领导哲学研究必须坚持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研究，为实际需要而研究，关切社会转型中的主要矛盾，回答社会转型中的主要问题，以实在成果为社会转型出良策。否则，研究工作将毫无意义和价值。

(二)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来研究领导哲学

立足我国社会转型的现实研究领导哲学，必然要求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这一方面是社会转型时期领导实践的需要。领导我国社会转型的工作实践，没有现成的本本可供参考，没有固定模式可以套用，需要靠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和创新。与此同时，转型时期的领导活动也充满着变动性，需要领导哲学密切关注领导活动的变动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提出具有创造性的理论。另一方面是领导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领导哲学是要随领导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传统理论或既有理论不是限制发展的围栏高墙，而是为我们留下了发展空间、开辟了发展道路。只有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领导哲学才有鲜活的研究课题、不竭的营养资源。

领导哲学研究，究竟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还是“以本本为中心”，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学风。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一是要求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出发去选择领导哲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去找研究课题；要从我们正在做的事中去找资料，而不是仅仅从资料中去找资料。社会转型期领导哲学是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需要我们开展务实的研究工作。只有“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确定的课题才有价值，得出的结论才有意义。二是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作为评判研究成果的基本依据，而不是以本本为标准。领导哲学的研究成果正确与否，是否具有意义和价值，只能“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来加以评判。如果以本本作为评判标准，用本本来检验理论，那么本本没有涉及的就不能创新，本本没有说的就不能做、不能变，那什么研究创新也做不成，领导哲学也就无法向前发展。“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告诉我们，当实践与“本本”不相吻合的时候，不是削足适履地调整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迁就本本，而是要依照实践去创新理论以修改本本，丰富和发展本本。

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开展领导哲学研究，需要具备以下精神：第一，解放思想。打破对权威的迷信和对经典理论的屈从，摒弃对前人知识经验的过度依赖，要勇于独立思考，乐于开动脑筋，敢于冲破思想禁锢，善于面对新的实际来回答和解决社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第二，实事求是。我们需要学习和理解领导哲学的“本本”，但必须将“本本”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秉承唯实精神，注重实际调查研究和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重实际、重实践、重实效，推动领导哲学蓬勃发展；第三，与时俱进。凡是能够指导新的实践的理论，都应是随社会变革而不断发展着的理论。领导哲学必须具备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根据时代发展和实践需要而不断发展自身，用新的理论解决新的问题，用新的思路推动新的实践。

(三)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来研究领导哲学

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必然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是一切科学研究的特点，也是一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6]12。社会转型时期的领导哲学必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原则确立研究的关注点、思考的聚焦点、理论的兴奋点。一是转型期的领导活动面临什么问题，我们就把什么确定为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6]20。转型时期的领导活动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且这些问题纷繁复杂，领导哲学只有及时发现问题，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才有可能产生新思想、新理论。这就需要领导哲学研究工作者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把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把分析问题作为研究的内容，把解决问题作为研究的目的，为领导活动提供正确思路和有益启示。二是转型期领导活动中什么问题最突出、最紧迫、最重要，我们就优先确定什么为课题。我们在研究社会转型期的领导活动时，必须坚持“重点论”，以重大问题为导向，善于在复杂多变的问题中确定出重点问题，优先将最为突出紧要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实施重点突破，注重从问题的关键症结入手。如若平均看待各种问题，则会犯重点不突出、形而上学“均衡论”的错误。领导哲学研究者必须具备善于发现主要问题、找准关键问题的能力，致力于研究和解决转型期领导活动中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发挥领导哲学的作用，实现领导哲学的突破与创新。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6]8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这段讲话，对社会转型期的领导哲学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领导哲学研究工作者都应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1] 新华社：《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网，

[2] 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3]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6]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文章来源：领导科学论坛 网址: http://ldkxlt.400nongye.com/lunwen/itemid-412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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